偷自行车的人

 故事开始于失业工人等待就业机会的场面。在正午的阳光下拍摄，高反差画面使得战后重建的白色建筑显得格外耀眼，明显具有一种疏离和异物的感受这已经不再是人们所熟悉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了，不再是可以用建筑、绘画和雕塑来表现它的文化精神的意大利了，小小的摄影机镜头就像一只惊愕的眼睛，不停捕捉着这令人惊奇和惶惑的新生时代。
  一群失业工人中，只有安东获得了一份贴海报的工作，但他却不在人群中，相反，因为失望和疲惫，他挤出人群去休息。在人们寻找他、他挤进人群的过程中，镜头跟踪拍摄了失业工人们那一张张失望、艳羡和疲惫的面孔。在类型电影中，主要人物往往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为了满足对大明星的期待感；但在本片中非职业演员安东的出场并不是为了满足群众的期待，而是以他为线索，交代出更多的主角——庞大的失业工人群体。因为安东对“有没有自行车”这个问题的片刻犹豫，人群中立刻出现了竞争者。这种场面调度方式在《辛德勒的名单》等影片中也大量存在，但其目的已经简化为交代精心布置的环境、丰富信息量、强化视觉奇观，而不再是以纯粹的“纪实”和为现实世界留下毕肖摹本为目的了。
  安东一家当了床单赎出了自行车。当铺伙计将床单上架的场面调度是极其震撼的如果说战后某些行业迅速发展起来的话，当铺一定首当其冲：高高的货架足有几层楼高，为了将安东家的小包裹上架，伙计不得不攀登巨大的阶梯；在规模惊人的自行车货架中，安东一家人的希望终于落地了——一辆小巧轻便的自行车。这个镜头的场面调度与开场镜头如出一辙，只不过，前者表现的是人的状态，而后者再现了战后的物质生活。
  安东第一天上班，人和自行车都成为展现环境的向导；这还不够，导演特意安排安东兴奋地妻子跳起来窥视安东新工作单位，摄影机的本质特征是通过主要人物的视点获得了强化。安东的妻子上楼去感谢算命女人，安东站在楼下等候。这个小小的插曲就像在一个小小舞台上上演的一出戏剧，人来人往，经过精心挑选的几个闲人和儿童的形象丰富了影片整体人物群像。“闲人”群像的设置有助于揭示社会时代特征，如提到我国的民国初年，“闲人”一定是些提笼架鸟，没有生气的没落贵族；提到美国30年代，“闲人”一定是些戴鸭舌帽、贩私酒的流氓阿飞。本片设置的“闲人”形象既带有一些沉重的茫然，又带有战后经济复苏时期的某种生气。
  后面一场戏中，安东骑车送年幼的儿子去上班，一辆在他们身后停下的、挤得满满的、连车外都悬着人的公交车，下车的人们顺手踢开小乞丐的动作，又给观众展现出一群为生活而奔波的忙碌忧郁、丧失了同情和耐心的人们。这一细节又为自行车丢失以后，父子两人不得不挤公交车回家的无奈心情做了铺垫，使这部以纪实手法拍摄的影片得以拥有完整而富于感染力的剧情结构。
  如果说自行车丢失以前影片展现的是社会生活的“面”，那么，在寻找自行车的过程中，安东父子带领观众进入了意大利战后社会生活的底层。安东找朋友帮助，在一个建筑中，工会在召开以空谈为主的会议；无精打采的人们在排练一些无精打采的戏剧；开车的朋友们帮助安东在自行车市场中大海捞针；狡猾的小偷和唯利是图的商贩控制着黑市交易；突如其来的一场雨将失窃者、小偷和窝主聚集在共同的屋檐下；在追贼的过程中，安东第一次对儿子发脾气‘小布鲁诺连小便都来不及，跟随着父亲在空荡荡的广场上追寻着贼的踪迹。拥挤的战后简陋建筑使人们感到窒息和压抑；而在历史悠久、本应充满人文气息的广场上，小布鲁诺和父亲的身影显得如此渺小和孤独——环境，无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对于挣扎求生的人来说，都已经丧失了美感，构成沉重的压力。
  宗教本应给人信心，但恰恰是在教堂中，安东丢失了小偷的踪迹。宗教不再是人世的救赎，在失望的安东眼里，教堂与妓院一样，都是小偷的避难所，是罪恶的渊薮之一。
  一个落水人终于使专注于寻找自行车的安东记起了年幼的儿子的存在，感到自己粗暴的态度已经伤了儿子的心；下面一场戏中，安东咬紧牙关，请儿子吃了一顿丰富的午餐，使紧张而富有悬念的剧情结构增加了温馨的氛围，当然，影片编导也没忘了将饭店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加以表现，与教堂、妓院中的人物群像形成对比。“落水人”在“剧作法”中被称为“熏咸鱼”，是幌子和错误信息的意思因为熏咸鱼味道太强烈，所以容易吸引人的注意，产生误解。安东就以为落水的是被自己所忽略的儿子，当他看到在他心目中几乎是“失而复得”的儿子时，整部影片的情感节奏达到一个高潮，不但使剧情情节波澜起伏，也为结尾安东从儿子那里得到安慰设下伏笔。
  在影片的后半部分，不信命、阻止妻子感谢算命女人的安东，终于也来向算命女人求助了。他找到小偷的家，找乐警察，然而，这是一个更为贫穷和野蛮的地区在这里，他不再是受害者，而是一个入侵者；一群更穷的人对他步步紧逼的经典画面终于出现了，这是本片的标志性画面，它从视觉和社会学的角度，揭示出一个丢自行车的人如何变成了一个偷自行车的人，他是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步步紧逼，终于走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安东寻找自行车的努力失败了。然而，作为一条带领观众贯穿于现实生活的线索，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剩下的，是使影片的情感和剧作达到高潮，他试图偷车，但没有偷他的车的人幸运，他在儿子的面前被人们辱骂、殴打。在同一天中，他既被偷他的贼羞辱，也遭到被他偷的人们的羞辱，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儿子捡起他的帽子的动作几乎是对他唯一的救赎。人们被儿子的泪水和捡帽子的动作所体现的最后一点尊严感动。丢自行车的人——找自行车的人——偷自行车的人，和他的儿子默默走在人海中，眼前是一辆又一辆的自行车，犹如无数的念头在父子二人的心中和眼前闪过。紧握的双手是人世间最后一点可以依靠的力量。

                摘自《经典名片读解教程》

首先要知道就是什么叫做“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关于这个概念，我找到了一段对其描述的内容：
 
二次大战结束后在意大利兴起的一次具有社会进步意义和艺术创新特征的电影运动。一般认为，这一运动从1945年至1951持续了大约六年。但是，作为一种电影风格，一种创作方法，则对现代电影创作有深远影响，"新现实主义"一词用于电影，始见于意大利影评人彼特朗吉里在《电影》杂志（1942年146期）上评论鲁奇诺·维斯康蒂的影片《沉沦》的一篇文章中。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真正历史开始于1945年，即罗西里尼拍出《罗马，不设防城市》的那一年。从1945年至1950年，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特点逐步形成，这包括：1.注意反映本国当代社会生活现实；2.通过普通人的真实生活遭遇来反映当代社会问题；3.在拍摄方法上注重真实感，尽量在实景中拍摄并运用自然光；4.反对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尽量使用非职业演员。
 
而这部《偷自行车的人》则是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推到了最高峰的影片，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其实对于德·西卡，我最初了解到他并不是在那些枯燥的电影史中的新现实主义的条目中，而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买了一张他的《米兰奇迹》的DVD，当时也是出于好奇，不过看过以后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部片子，也让我记住了这位导演。虽然他是出身于新现实主义的，然而《米兰奇迹》中荒诞的，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却有别于其他的现实作品，使它成为了一部特立独行的奇妙作品。
 
现在言归正传，来谈谈现在的这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代表作之一的《偷自行车的人》，它几乎具备了这一流派的所有特点，比如基本上都是实景拍摄，多用外景，并且基本上都是非职业演员，题材也是非常贴近现实生活的，描写了一个迫于生计，最终被迫去偷自行车的普通人，以此折射出当时下层人民的悲苦生活。
 
其实形成这种“新现实主义”独特风格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当时战后的意大利破旧不堪，电影制作者们没有了摄影棚，没有了充足的资金，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们寻找一种折衷的办法来延续创作，于是他们不得不扛着摄像机到大街上进行拍摄，不得不启用非职业演员，等等。加之受到了法国的让·雷诺阿（印象派画家雷诺阿之子）的现实主义电影风格的影响，才逐渐形成了这特有的所谓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风格。
 
但是否因为简陋，他们就显得毫无价值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新现实主义的电影由于贴近社会现实，反而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巨大共鸣，它们由于技术，资金等等的限制，也只能把题材放到最真实的情景中，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寻找拍摄的素材。
 
当然，并不能因为它取材的局限，就认为他只是在客观地描写民间疾苦，故事就没看头，就没有可看性了。以《偷自行车的人》一片为例，德·西卡就述说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新现实主义影片毕竟不是纪录片，它的本质还是故事片，因此如何讲好一个朴素的故事仍然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在影片中，导演刻意营造了非常多的戏剧冲突，比如在教堂追逐老人，以及后来的与偷车贼对峙的两个场景，都充满了戏剧张力，起到了高潮的作用，特别是在弥撒中穿梭的那场戏，颇具调侃意味。可以说，在叙事上它是非常成功的。
 
其次是非职业演员的问题，这也是新现实主义美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片中的几个演员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尽管在某些方面和职业演员还是有差距的。但他们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别具风味的质朴美，特别是饰演儿子布鲁诺的那个小演员，表演地可圈可点，最后看到爸爸被众人围攻，他冲过去想为爸爸解围而有无能为力时的那种无奈，被他表现的淋漓尽致，看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不由得产生了丝丝同情，对于非职业的演员来说，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
 
在镜头方面，导演也并非因为都是非职业演员而刻意多用中远景。侯孝贤也常用非职业演员，他曾说过，自己的著名的长镜头的风格的形成，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早期多用非职业演员，为了弥补在表演上的不足，而尽量回避近景和特写，以让演员能自由发挥。在这点上，德·西卡倒是没什么顾忌，依然给了父子俩相当多的近景以及特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显露出了作为非职业演员的不足，但在另一方面，父子俩真挚的表演却又为影片增加了不少情感分量。
 
影片中有好几处都采用了静静地跟拍两人走路，这种方法把那种孤寂无助，充满无奈的情感渲染地淋漓尽致，在这种极度的无奈下，父亲才会铤而走险，去偷别人的自行车，被抓后幸亏儿子的解围才免于牢狱之灾。最后，父子俩牵着手，漫无目的地走在满是人流的大街上，静止不动的镜头仿佛是一双充满着怜悯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却又无能为力，我们也从这双眼睛中，感受到了一股深沉的，悲寂的，而又充满了无奈的情绪。在简陋的影片中，导演创造了最大的激情，他将这种激情转化为了一种深深的无奈，一曲无声的控诉。

看《偷自行车的人》前不久，我的自行车被小偷偷了。
小偷挺贼，楼底车棚的破车烂车纹丝不动，专捡楼上停的好车搬。
这也让我头一回明白，和谐社会和小偷偷车并不矛盾。
战后的意大利，和现在的北京当然不是一码事。至少小偷就不一样。
现在没谁偷个把车还心里斗争半天的。
但战后那股乱劲，人心的惶乱，现时代的人想来也并不陌生。

《偷自行车的人》给人感觉，简单说就一意大利版的骆驼祥子和人力车。
故事很简单，男人好不容易找了份贴海报的工作，需要辆自行车。
妻子把家里所有的床单典当了，买了辆新的。
男人新行头新车新生活，踌躇满志。他和儿子摆弄新车，那个美啊。
不曾想——工作头一天，车就让人活生生给偷了。真是当头一棒。

男人回去找朋友帮忙找车。一伙人包括孩子在车市场徒劳地晃悠着。
希望找到丢车的部件。天空不作美，偏又下起了暴雨。
大人和孩子就这样在街上耗着。谁知，老天又开眼了，还真叫他们碰到了那小偷。
但小偷真是溜得快，只逮住和小偷黑车交易的一老头。于是——
男人就粘皮糖一样和老头铆上了，一直跟到教堂，缠着让他带自己去找小偷。
老头泥鳅一样滑得很，结果一不小心也让他溜掉了。
懊恼的男人把气撒到了孩子身上，事后心里又懊悔得很。

不管怎样，车还得找。父子俩简单吃点东西后，去找一个能预言的老女人。
这女人——实际是个骗子让他继续找，说这样才能找到。
男人一出门，竟然就真的迎面碰到小偷了。男人这回没放过他。
在小偷住处扭住了他。但当地人都不干了，围住了男人。
孩子叫来警察也不顶事，人家人多势众，小偷又装疯卖傻，贼赃还没搜到。
最后倒弄得男人成了诽谤，被众人给哄走了事。这叫什么世道！

悲愤交加的男人，看来是给逼急了，最后想去偷别人的自行车。
心里斗争再三后，他终于动手。没想到倒霉的他给别人当众逮住了。
众人要扭送男人去局子——他已经完全垂头丧气了。孩子在一旁吓得直哭。
车主看看他们父子俩怪可怜的，一时发了善念，结果把男人给放了。
父子俩就这样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这真是我们作家余华常说的“百感交集”的一天。
一天都绷着的男人，手拉着儿子，走着走着，眼里不觉掉下泪来。
电影就此结束。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没说的，简单，有一说一。一个多余的镜头都没有。
男人，一家之主，当然要处处担当。
但他发现自己也只是一鸡蛋，而现实却是实实在在的石头。
很多时候他甚至需要孩子的帮助。
电影开始，老婆去找那个预言的老女人，他觉得可笑。
以为一切自己都能作主。自己努力就行。
就像祥子最初的想法。勤劳苦干发家致富。
后来就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什么是乱世？乱世就是不按牌理出牌。乱世就是你栽树，人家吃桃。
不相信预言或者算命的男人，最终也信了一把。
但找到小偷又怎样？楞拿人家没辙。这就是乱世。
好人也会被逼成歹人。良人也会变成娼妓。
最终铤而走险的男人栽了，因为他毕竟坏不来。他还没坏成习惯。
正是这个可怕的一念间，让男人流泪了。
看吧，看生活是怎样硬生生把一条汉子羞辱成这样子了。

这个男人，这个长胳膊长腿长身子的男人，戴毡帽的男人。
地层人的不善言辞。骆驼一般的沉默。
孤注一掷的时候狠劲，事败后又一无是处，瘫成烂泥。
情绪化，但生活的压力又让他压抑自己的情感。
节制，但生活真的乱了方寸，像诗人翟永明说的——
终于周转不灵的时候，他有时会出现短暂的疯狂。
一种极度困境下突然的狂想。这在父子俩在饭馆那段最明显了。

这个在生活的铁则前一败涂地的男人，真实得触手可及。
他引起了我极大的同感。
谁都知道，这丢的并不仅仅是一辆自行车。
没有它，生活就没法运转。父亲就不是父亲，丈夫就不是丈夫。
就因为丢了它，原本朴素明晰的道德也被搅得乱七八糟。
我不是担心明天这个男人和他的一家怎么继续。
我揪心的是，明天这个道德怎么继续。

    人都是有痛处的。这就好比人都有所长亦有所短一样。
    我认为的“现实主义”，应该就是拿不粉饰、不虚假的现实迎头戳人的痛处。所以看[偷自行车的人]并不可能指望有多么美好的回忆。至少它和伤感这种小资而又矫情的形容词完全沾不上边而带给你的是活生生的痛。
    上一次类似感觉的出现是德·西卡另一部杰作[Umberto D.]带给我的。记得有一次看到别人说不喜欢德·西卡就如同不喜欢黑泽明一样，因为觉得这二人说教的意味过于浓重。但仅就这两部来看，德·西卡展现的只是社会现状，是原生态的，却极少给予个人主义色彩的论调。你也可以说，他非常好地将观念融入进表现，将一切又化作了无形。
    这两个片子，都不批判，也不怜悯，只是客观地捕捉；但又正因为此，让人总是会产生某种无形下的压力——完全是非官能上的刺激，而是天人交战后无奈惨淡的状态带给人的压迫感。真正的经典，就是能经过时间的残酷淘汰而依然生存并且光芒日渐显露的那些东西。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几十年、甚至百年不变呢？这便是我们生活的外部环境及社会，以及人的内心。
    的确，社会是在发展的，但在这发展的过程中，都必然会有分流，有时甚至无法去用任何理论来解释，所以人总是很容易信教。当你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形容人的命运，既然我们常常词不达意，那倒不如干脆相信这是老天的安排，管它是佛是主。所以你看[偷自行车的人]里的Antonio，撇开种族与时代外，跟我们周围随处可见的民工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还都是挣扎在边缘、试图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些的体力劳动者。这些人，本身是无罪的，是清白的。然而一念之差，他们就不容易把握住自己。
    在这里，在这些人身上，我以为旁人用什么“法律意识淡薄”这样的论断去评说是极端可笑和不负责任的。说句题外话，Antonio让我想起曾在[南方周末]读到过的一篇民工杀包头工的新闻。但是，同样是杀人者，我对这个叫“阿星”的民工，却一点都恨不起来。不仅不恨，还觉得非常心酸，以致于直到今日还很清楚地记得他的报道和他在照片上模糊的样子。Antonio同样如此。
    你可以说，偷车的举动当然不对；但是，当你站在他的角度，当你已经无路可走、眼看着家人马上就要挨饿受累，当你已经一无所有，你又能如何？用“画饼充饥”这样低级的举动实现一次自我安慰吗？又能有什么意义？
    当看着父子俩在大雨里得瑟着却目光犀利又浑浊地找寻着他们的自行车，当真正的窃贼反而可以逍遥法外而Antonio自己却得饱受耻辱的折磨，当Bruno天真却悲伤的眼泪在人群里掉下来，这个世界上，一切与历史相关的关键其实都不重要了。这种片段，我相信在任何年代，都会有发生的地点。我们为此而饱受煎熬，我们掉不下眼泪，因为这决非虚假的、小资的所谓感伤，这是剥开表皮看里伤的鲜血淋漓的疼痛。人在痛的时候，发出的往往不是哭声，而是哀嚎。
    德·西卡并不是说教的。至少[偷自行车的人]不是。这里面的现实，这里面的无奈，这里面的惨痛，蜿蜒了几十年。如果这世界真能有所谓的共产主义，我倒宁愿希望有朝一日这样的电影会被我们付之一炬。

和小熊一起看《偷自行车的人》，看到影片中的妻子为了丈夫能拥有一份给政府贴海报的工作用自己的嫁妆从当铺赎回来的自行车就快被偷的时候，之前看过剧情简介的小熊怎么也不愿意再看下去，他说这个故事太悲剧，不忍心看。
我能明白他的这种心情，我明白他为什么很多我不敢看的死伤惨重的枪战片他都敢看却不敢看这样一部小人物的悲剧：或许因为那些枪战的场景离我们太远所以显得不够真实，或许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那样大的悲剧性事件，所以我们在看那些血腥的场面的时候都只是不敢看而不是不忍。不敢是因为害怕，不忍却是因为看的时候心会痛。
还记得看小鞋子的时候，整个过程，我都是这样的感觉——心痛到不愿意去注意一些最细微的地方，因为我怕我看见了那细微之处带给我的疼痛。不记得在哪里看见一篇文章，作者形容小阿里的那双眼睛：“笑起来的时候足够让花朵迅疾绽放，哭起来的时候足够让太阳立刻黯然。”在看《偷自行车的人》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那样一双眼睛。
《小鞋子》还有一个翻译叫《天堂里的孩子》，拍于1998年；《偷自行车的人》则早了它五十年。但是，我却是看《小鞋子》在先，所以，我说，《偷自行车的人》里的小男孩布鲁诺是“又一个天堂里的孩子”。
我一直在想天堂里的孩子是怎样的。
我们祝福已经离开我们的某个人，希望他是去了天堂，因为他在人间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和忧愁，所以，所有舍不得他的人都希望，他能去那个传说中充满快乐的地方。
只有得到祝福的人，只有在人间一直存着善心的人，才能到达天堂。
阿里是这样的孩子，布鲁诺也是。
他们的生活中都充满了贫困，他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烦恼。虽然，一日三餐不需要他们操心，虽然，他们本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不用去了解，但是，他们是天堂里的孩子，他们过早地想要以自己稚嫩的双肩去分担父母身上的重负。
阿里把妹妹的孩子弄丢之后，他固执地以为家里的情况是不可能给妹妹再买一双新鞋的，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父母，因为他懂得父母有太多需要操心的事情，他只是偷偷地，默默地，一直要努力找回妹妹的鞋，当看到有个女孩比自己更需要那双鞋子的时候，他决心在运动会中取得第三名，因为第三名的奖品是一双运动鞋。当他得了冠军的时候，他的双眼噙满了泪水，他不想得冠军，他只要第三名，只要一双运动鞋！
布鲁诺看到爸爸又重新拥有了一辆自行车之后，很是兴奋，在爸爸上班之前，他把那辆自行车仔细地擦了又擦。当听说爸爸的自行车背偷了之后，他没有哭也没有闹，但是他的眼神间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忧伤。整部影片，如果没有这个小男孩，而只是讲述小男孩的父亲重新拥有自行车——自行车被偷——寻找自行车——无奈之下偷自行车被打，那我们对电影的理解就会简单得多，我们可以说，这只是一个外国版的骆驼祥子的故事，本来勤恳老实的人在黑暗社会的逼迫下一步步走向堕落。我们会控诉社会的黑暗，我们会同情堕落者的不幸，但是这一切都不及小男孩的忧伤让我们如此难受。
在和父亲一起找自行车的过程中，布鲁诺就像父亲的尾巴，父亲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在自行车批发市场，面对那么多的自行车零部件，他和所有大人一样认真，他甚至更认真，他按照分工找自行车的铃铛，他在一个铃铛摊前站了很久，他那么认真仔细入迷地看着那一个个铃铛。我在想，他真的记得自己家自行车的铃铛长什么样子吗？当看到他那副认真的模样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疑虑是多余的，对于布鲁诺来说，自行车的每一个零部件，他或许记不清它们具体的样子，但是当它们真的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一定能认出来，因为他能感觉到属于他的自行车的味道。
布鲁诺跟着父亲到处找啊找，他们到所有有自行车经过的地方。天空下起雨来，布鲁诺和父亲全身湿透。雨还在继续下着，布鲁诺没有一个人去寻找避雨的地方，他一直陪在父亲身边，注意父亲注意到的每一辆自行车。
布鲁诺和父亲追知道自行车下落的老头到了教堂，那里正有很多人在做弥撒。老头混到了做弥撒的人们中间，布鲁诺的父亲走到老头的身边，威逼利诱祈求各种手段都用尽，期间几次招来他人要他停止说话的警告，但是对于他来说，只有找到自行车才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最后老头终于答应带他去找那个偷了他自行车的人，却在他疏忽的刹那逃走了。他在教堂里到处寻找喊叫，如果说一开始他还有点克制的话，那到后来，老头的逃跑已经使他变得急躁，在教堂里乱窜。而在跟着父亲四处寻找老头的时候，布鲁诺的表现却与父亲不一样，看到父亲和老头理论，他只是在一旁安静地关注着事态的变化，根据父亲脸上的表情来决定自己该怎么做，当最后父亲追着从教堂出去的时候，布鲁诺也跟了出去，走到教堂中央的时候，匆忙之中还不忘学做弥撒的人一样在胸口画一个十字。
由于匆忙，他那个十字甚至没有来得及画完整。父亲打扰了做弥撒的人们有几分心安理得，或者至少没有一点愧疚之心，因为他有避他们做弥撒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这件事情关系到他一家大小的生计。而布鲁诺却在离开的时候做了那样一个动作，他或许不了解那个动作代表什么意思，但是在这里，这个动作却代表了小布鲁诺满怀歉意的幼小心灵。
父亲由于着急失手打了布鲁诺，布鲁诺很不理解为什么父亲要打他，他感到很委屈，一度想跑开，躲开父亲，但是到最后他还是跟着父亲找了下去。
为了给儿子赔礼，父亲带儿子下了餐馆。父亲很大方地要了两瓶酒！两个干酪面包！这在以前大约是没有的事情，何况在自行车刚被偷，难得的工作即将失去的时刻！小男孩纯真的惊喜在屏幕绽放。
而更令人心疼的是，小小年级的布鲁诺，在很多时候，表现出了大人都没有的冷静。当看到父亲和偷车人及其邻居发生争执的时候，他适时叫来警察；当父亲偷车被人打的时候，他冲上去解了围。最后，父亲被车主放了，自行车仍然没有找到，等待他们的仍然是父亲即将事业的事实，还有和往常一样困顿的生活……
布鲁诺依然跟随着父亲，父亲要坐下的时候，他就坐下；父亲要继续寻找自行车，他也跟着；父亲要回家了，他也回家……
只是在坐着的时候，在走着的时候，布鲁诺总是，不时地抬头望望父亲……
他能感受到父亲的失落，父亲的无助……
因为，他是天堂里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