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时刻

关于丘吉尔的丰功伟绩，已经有太多描述！本文只是想说说，为丰功而牺牲的小人物们！

请允许我直接进行转载，因为那样更有利于您的阅读：

死守加莱的三千勇士

似乎战场上大部队紧急撤离的背后，都有一只垫后小分队的悲壮牺牲。

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是如此，

在英国这次至关重要的行动中。

不仅有艰难撤离的数十万士兵，英勇无惧的老百姓，力挽狂澜的丘吉尔，

还有一队顽抗到底的英国守军，他们奉命去执行一次也许不可能生还的命令，

但为了守住加莱，这个位于法国北部的海上交通枢纽，敦刻尔克的最后一道屏障，

他们以壮烈牺牲的代价，为英法联军主力赢得了撤退的时间...

然而，人们似乎只是知道他们在大撤退中的关键作用，

却很有人了解，从临危受命到大部队撤离后，这些人都经历了什么...

JOHN JAY，是这支英勇队伍其中一名士兵的孩子，

可即便作为父亲最亲密的家属，他曾对父亲的往事一无所知，

直到老兵去世，JOHN才终于打开了父亲尘封的档案件，

下面，就听他说，当年的那只“敢死队”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我刚刚看完加里奥德曼的《至暗时刻》，此刻正强忍住泪水，

但让我悲痛的除了那段史实，还有丘吉尔发出的一封电报，

他对仍留守在加莱的准将说：

“你所坚持的每一个小时都是对英国远征军的巨大帮助，你部应奋战到底，你的坚守必将赢得无与伦比的赞誉，不允许撤退。”

我知道，在那个不能撤退的队伍里，有我的父亲，Alec Jay...

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和他关系很疏远，他易怒，没有耐心，

我只知道大撤退那年他只有20多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留下了长久的阴影，

可对于那些具体的经历，他从来没提过，我也没想过要去了解...

1993年，他去世了，享年73岁，

真正失去他的那一刻，我才后悔和他的沟通太少，

我开始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了一沓满是灰尘的文件袋，

那里面有他参战时的记录，和队友写的信，战时的新闻报道...

还有一份笔记显示，他曾经想把所有的经历写成一本自传，

但很遗憾，只写了7页，就再也没有打开过这些文件...

我一边读着它们，一边重新认识我的父亲，

原来，他并不是我印象中的怪老头，他是一个英雄，

他曾在加莱抗争到最后一刻，直到被纳粹带走，

他是犹太人，为了隐藏身份曾在集中营里和纳粹斗智斗勇，

从1940年-1945年，他曾5次试图逃跑，最终成为了一名自由斗士，

我完全被这些尘封的过去所震惊，迫切的想知道更多细节，

为此我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循着他的笔记重走欧洲，探访他的老友，

就这样，我终于第一次理解了我的父亲...

1938年，他加入了英国军队，

出于对法西斯和种族主义者的强烈憎恨，即便没有被征召，他也志愿入伍，

当希特勒的军队血洗比利时和法国，他跟随部队离开祖国冲过海峡，

那时他已经意识到了这相当于一次“自杀”性的指派，在笔记里写道：

“手里拿着单程票，已经无路可退。”

1940年5月，大撤退开始前夕，

他奉命和数千名士兵一起在加莱，对抗德军超过2万人的精锐部队，

在敌方的狂轰乱炸下，部队节节败退，

但与共同抗敌的法国士兵不同的是，他们在硝烟中“虚弱”的举起了白旗，

而英国拒绝投降...

事实上，父亲也曾随队抵达敦刻尔克岸边，在海面上看到了三艘祖国的驱逐舰，

但在那里，没有属于他们的撤离命令，

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他们不能走了...

我父亲后来写道：

“我背朝大海，再也没有回头，我们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眼前的加莱已经尸横遍野，仍被英军占领的地区不过一个学校操场那么大，

父亲的队伍不再有任何能得到救援的幻想，他们唯一的能做的，

只是尽最大的努力守住最后的堡垒...

他的准将曾经两次拒绝了德军的招降，面对德军的说客，士兵们异口同声的说：

“如果德国人想要加莱，那么他们就只能用战斗来夺取。”

他们又何尝不清楚，仗打到这个份上，德军占领加莱只是时间问题，

但在战场上，时间不仅意味着牺牲，也意味着胜利，

这场战役哪怕能晚一个小时结束，对于敦刻尔克的数十万士兵而言就多了一份希望...

然而最后一次艰难的反攻后，父亲的部队还是被俘了，

他的枪已经没有子弹了，德军看着他高傲的宣布：

“对不起伙计们，给你们带来了如此血腥的绝望。”

没有任何办法，他只能选择投降...

对于他的一些队友而言，这样的投降不丢脸，

他们确实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完成了丘吉尔的命令，掩护了大部队，

可这却成了我父亲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事，他在笔记里写道，

投降，是他心中永远的耻辱，此后被俘的5年更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成为战俘的第一个夜晚，他在一块墓地睡觉，满心的沮丧和失望，

可这才只是刚刚开始，从法国去往德国，还有近3周的路程，

队伍行进过程中，犯人如果不小心摔跤，等待他的不是枪击就是暴打，

甚至连停下来撒尿也是要受罚的...

父亲和队友只能强忍伤病，靠喝臭水沟里的水，吃野草，

才勉强活着撑到了德国...

一入境，街道两旁站着的全是愤怒的纳粹，

他们一边高喊着“英国loser来了！”，一边朝父亲一行人吐口水，

尽管士兵们已经精疲力竭，但他们仍然吹着口哨，

哼着祖国的音乐，表达不屈...

年轻时的父亲比我印象中的还要傲气，

作为一名战俘，一名有着犹太家庭背景的败将，

他本应该苟且求生，低调隐藏自己的身世，可他却说自己别无选择...

离开加莱以前，父亲把能证实自己犹太人身份的证件埋了起来，

可由于在集中营里，纳粹和俘虏经常因为语言不通大打出手，闹出人命，

有一次，眼看着纳粹的枪已经顶在了队友的脑门上，

父亲不得不用一口流利的德语向纳粹说情，这很快引起了对方的怀疑，

随后，一名反犹太的英国人向纳粹直接举报了他，

一名高官直接带枪冲进了父亲的营地高喊：

“Alec Jay这个杂种在哪？给我出来！”

幸好他的队友们毫不犹豫的就站成了一个圈，紧紧的保护着父亲，

他的中士更是直接走到高官前怒吼道：

“我不管Alec是不是犹太人，只要他穿着英国制服，你就不能可能把他带走，除非你枪毙我们所有人 ”

集中营里瞬时一片安静，就在纳粹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父亲灵机一动，十分有礼貌的走上前向高官解释，他只是学过德语，

党卫军如果不“嫌弃”的话，与其继续这样对峙下去，

不如任用他为犯人中间的翻译官，调停矛盾...

德国人勉强接受了...

在集中营的那5年里，类似这样的险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

父亲一边努力的保护着自己和队友，一边还要从事大量的苦力活儿，

他在一个采石场里工作，经常会受伤，但从没有接受过治疗，

他严重营养不良，体重暴瘦直88斤，

甚至还在从家乡传来的消息里得知，他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变心了，婚约也没了...

那一刹那，父亲几乎认为自己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他一共尝试过5次逃跑计划，

有一次他假扮成了一名捷克移民工人，一路跑到了边境线50英里以内，

但最后还是被盖世太保给逮了回去，他们用警棍疯狂的殴打他，

还逼迫他亲自动手给自己挖了一块坟墓...

1945年，父亲的逃跑计划终于成功了，

他和6个队友翻山越岭逃到了捷克，好不容易看到了一点希望，

他们又被迫加入了当地的一个反德游击队，

在此后的6周里，父亲从一名英国士兵变成了游荡在森林里的“自由斗士”，

他和队友携手炸毁了德军的一列货运火车，袭击了警察局，

他还参加了布拉格起义，亲眼目睹了不少无辜的德国老百姓遭遇恐怖袭击，

父亲当然是憎恶法西斯的，

可是这段游击队的经历，却成了他不愿再提及的可怕回忆：

“他们不只残杀纳粹，也对德国平民进行屠杀，这是我始终不能接受的。”

但至少，属于他真正的自由总算是来了...

1945年，父亲终于回到了伦敦，

不像当年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回家的士兵，沿路没有等待着欢迎他的百姓，

也没有鲜花和掌声，人们甚至不知道，如果不是眼前的这名士兵和他的队伍，

当年的大撤退可能不会那么成功...

但父亲似乎并不介意这些，他只是想尽快回归正常的生活，

他成为了一名股票经纪人，努力试图忘却集中营里的一切，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被监禁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

还有那些他目睹过的暴行，把他彻底淹没了：

“我总是会在半夜惊醒，想起我死去的队友，想起纳粹的尸体。”

后来发生的事情，也并没有多大的好转。

5年后，他和妈妈结婚了，生下了三个孩子，

他在孩子们心中的形象总是冷若冰霜，他“莫名”的愤怒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

了解了父亲的一生后我才明白，他不是气我们，他在气他自己，

作为一名幸存者，内疚、焦虑、抑郁、噩梦像恶魔一样纠缠着他，

他气为什么他可以好好活在这个和平年代，而并肩作战的队友们却死无葬身之地...

家人不理解他，部队也没有帮他，他只能自己鼓足勇气去看医生，

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减轻内心的痛苦，甚至还曾经回到了加莱，逼自己面对过去，

但可惜的是，一直到死，他和内心的罪孽感都没能和平共处...

很遗憾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认识我的父亲，

作为加莱的守军，他们的故事远比电影要令人揪心...

ref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5346201/My-dad-heroe-sacrificed-Churchill-save-Dunkir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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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皮还很可爱的小姑凉：庆幸自己生在和平年代

cece_circle：啊，这段真的看至暗时刻的时候才真正了解了一下，之前就是书面的一句话

少女已死：从小的心愿就是世界和平。有人觉得好空泛，好遥远的一个梦想。但它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总之，从别人的故事里，我没经历过的那些场景里，我恨透了战争。

银杏园的夏天：终于彻底理解了《采薇》的最后一段。向英雄致敬。

Elwing-心属中土：加莱的勇士们应该被铭记，没有他们敦刻尔克不知道又会是什么样子

overtherainbow121：英国版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

本文发表于《方圆》杂志。

看电影，就是看人。 影迷如老餮，电影上映，瞅一眼主创名单，看看导演何人，演员是谁，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至暗时刻》正热映，此片可看，因这三个人：乔·怀特，加里·奥德曼，以及丘吉尔。 乔·怀特，英国新锐导演，文学修养深，起手作就是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还改编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为乔·怀特暴得大名的。是2007年的《赎罪》。恍惚迷离的细节，清新饱满的画面，散发出浓厚的文艺气息，飘逸的形式下，却是关于赎罪与宽恕的严肃主题。 一边是如绞肉机般烽火连天的二战，一边是青葱岁月伉俪情深的布尔什维克烟卷。 天堂和地狱，原来都在人间。

《赎罪》与《至暗时刻》的历史背景，大抵重合，都涉及二战初期和敦刻尔克大撤退。 《赎罪》将普通人的故事写成史诗，《至暗时刻》则把历史风云人物还原为“普通人”。这两部电影，各有各的高明，导演端的好手段。 加里·欧德曼，无冕影帝，演技出神入化。他是《吸血鬼惊情四百年》里的德古拉伯爵，《空军一号》里的恐怖分子，《不朽真情》里的贝多芬，曾凭《裁缝，锅匠，士兵，间谍》入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此次，为演丘吉尔，喝成啤酒肚，贴出双下巴，明年奥斯卡，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加里·欧德曼演擅长诠释那些具有巨大精神力的人。德古拉伯爵，恐怖分子，贝多芬，乃至丘吉尔，莫不是如此。 最典型的，要数《空中一号》中的恐怖分子，把这个角色跟丘吉尔放在一起，张力就显出来了。自其异者视之，一个是苏俄恐怖分子，一个是英国铁血首相，肝胆楚越，风马牛不相及；自其同者视之，恐怖分子和英国首相互为镜像，都是具有巨大精神力的狂人。 加里·欧德曼诠释恐怖分子，极有层次，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静与动只是浅层对仗，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挖掘，才是加里·欧德曼的最出彩之处。他运用肢体语言，将一个神经质的恐怖分子刻画得入木三分，有血有肉，堪称《空军一号》这部无脑动作片中唯一的“灵魂”，相形之下，哈里森·福特饰演的硬汉总统，成了脸谱化的“呆瓜”。 如本文开头所说，看电影，就是看人。看《至暗时刻》，第一是看导演乔·怀特，第二是看演员加里·欧特曼，第三，则是看本片灵魂人物丘吉尔——那个爱抽雪茄、作V字手势的英伦油腻白胖子。 电影中的丘吉尔，有点四平八稳，既有杀伐决断的一面，又不失幽默亲和。导演之本意，并不是颠覆丘吉尔家喻户晓的惯有形象，而是拍出这个秃顶老白男的威慑力和魅力。

于是，我们看到至暗时刻的连番好戏，大多跳不出传统套路的条条框框。他在下议院豪气干云的精彩演讲，他向美国总统搬救兵时的心急如焚，他与妻子独处时的铁汉柔情……

不得不说，西方自有一套“政治正确”，刻画丘吉尔这种历史伟人，不能像虚构角色那般天马行空，大方向绝对不能“错”。 丘吉尔的荧幕形象，跟革命电影中那些“高大全”的人物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导演多撒了一层人性的佐料，算是保守“地方风味”。 无欲则刚的“高大全”形象，我们觉得假。殊不知，人性的，太人性的，同样会失真。 在《丘吉尔自传》《二战回忆录》等书中，丘吉尔的形象更为饱满，更贴近历史真相。 说得吹毛求疵一点，电影把丘吉尔拍得太像个正常人，有些“为尊者讳”的意思，事实上，丘吉尔压根儿就不是个“正常人”。 丘吉尔对军事的狂热，对战术的精通，并不亚于希特勒，他对奔赴疆场建功立业的渴望，在同时代的英国，亦无人能出其右。当然，他的“三观”比希特勒正得多，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英国保守党的重要人物，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在丘吉尔之前，英国的首相是奉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

1938年，希特勒出兵侵占奥地利，随后又陈兵捷克边境。作为大国元首，张伯伦见周遭的小弟们被流氓欺负，自然气愤难平，于是做出了一个大国领导人常有的举动——强烈谴责。

德国法西斯吃准以张伯伦为首的英联邦是个“嘴炮”政府，继续变本加厉的侵略，而张伯伦也就继续变本加厉的谴责，并幻想跟纳粹媾和，想要以出卖他国（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保得英伦三岛太平无事。直到希特勒撕毁《慕尼黑协定》，大军压境，入侵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才如梦方醒，放弃绥靖政策。而此时，希魔羽翼已成，难以翦除，世界大战即将进入白热化。 我们评价英国绥靖政策，不见得非要一味指责，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此政策还算是符合英国的特殊国情的。 二战时期，英国这个老牌日不落帝国，实在是已到了日落西山时候，世界霸主地位早已名存实亡，其国内经济受一战和大萧条影响，一直处在疲软状态，而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南非、缅甸、印度在内的八个自治领也非铁板一块，有很多都暗怀异心、蠢蠢欲动，早就不跟英国同心同德，只是迫于强力或出于安全考虑，才勉强跟英国绑在一起。 除了英国当时的实际境况，张伯伦作为国家元首，其自身的气质和性格也是实行绥靖政策的原因之一。 张伯伦童年坎坷，六岁时就失去了母亲，以致于性格极度内向，甚至腼腆到不敢参加学校的辩论会，虽然在以后的成长道路上，张伯伦暂时战胜了自己的性格弱点，一路开挂，平步青云，但由童年阴影导致的性格缺陷，是难以根除的。此外，他不爱交际，只对植物学和鸟类感兴趣，甚至成为皇家园艺学会里的鸟类专家。由此我们推论，张伯伦很可能知鸟而不知人，尤其是不知希特勒这个“鸟人”，这才上当受骗。

希特勒者，狂人也，张伯伦者，懦人也。狂人遇懦人，自然是想捏扁就捏扁，想搓圆就搓圆。

有张伯伦这个懦人当政，英国自然被希特勒吃得死死的。当此万马齐喑之际，大不列颠好汉个个摩拳擦掌，两眼冒火，这帮好汉之中，最顶尖的那个，正是丘吉尔。

丘吉尔：“兀那厮希特勒，洒家不出手，你真当我英伦三岛无人哉？” 丘吉尔，猛人也。他不像张伯伦，喜欢提笼子架鸟，而是从小酷爱打仗游戏，曾收集两千多个玩具士兵，闲着没事，就在自家领地，用双筒猎枪打兔子。 恶人自有恶人磨，就像昆汀电影中表现的那样，只有比纳粹更“恶”的“无耻混蛋”，才能替天行道。 当“无耻混蛋”丘吉尔接替张伯伦，成为英国首相，希特勒的好日子也就快到头了。 狂人遭遇猛人，丧钟为谁而鸣？为希特勒。

说丘吉尔是猛人，绝非图口舌之快，而是有根有据，首先，他的家世就很猛。 丘吉尔出身豪门，祖父马尔伯勒，曾任爱尔兰总督，父亲则是下议院领袖，兼财政大臣。丘吉尔上学，父母为他选择最贵的贵族学校，有游泳池，足球场和板球场都很大。丘吉尔憎恶学校的课程，每天数着点，度日如年，一回到家，就摆弄自己的玩具士兵，玩打仗游戏。 早在哈罗公学读书时，丘吉尔就彰显出有勇有谋的特质。他喜欢在泳池边搞恶作剧，悄悄溜到别的孩子身后，猛地将对方推进泳池。有一次，他太岁头上动土，把一个六年级学长推进深水区，当对方表明身份，兴师问罪时，丘吉尔赶忙说道：“非常抱歉，你长得这么矮，我还以为你是四年级的呢。”对方听了这句话，如火上浇油，气不打一出来，眼看丘吉尔就要饱尝一顿老拳，这时，他机智地说：“我父亲是个大人物，财务大臣，他也很矮。”听了这句话，学长心里受用，哈哈一笑，化干戈为玉帛。

玩具士兵决定了小丘吉尔一生的志向，此后，他所受的教育，都是为了让他得以进最顶级的军校——桑赫斯特军官学校。 在军校里，丘吉尔的课程包括战术、设防、地形学、军法、军政等。 《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声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项羽的万人敌，即是指兵法。 同样，在军校诸多课程中，丘吉尔独对战术最感兴趣，渴望学以致用，有朝一日能够“万人敌”。 丘吉尔钻研了大量军事典著，比如哈姆利的《战争运作》，梅因的《步兵战术》等，还定购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内战、普法战争、俄土战争的史书，很快，就有了一个小小的军事图书馆。 比起阅读理论，丘吉尔更爱“打野战”。他和伙伴们挖战壕、筑掩体、垒沙袋，设置铁蒺藜、制造定向地雷，并学会了使用火药，炸石桥、做浮舟，他甚至还绘制了一幅坎伯利地区的简略地图。 当希特勒还是穷困潦倒的文艺青年，在维也纳卖画为生时，丘吉尔就已经学完了大部分的军事课程，为日后干掉狂人希特勒打下坚实基础。 数载军校磨练，让丘吉尔踌躇满志，但一战前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又令他颇感遗憾。无事时，丘吉尔喜欢攀登到军校哨塔顶尖，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叹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 丘吉尔在自传中，写到那时心境： 若早生100年，我就有机会参加长达二十几年的反抗拿破仑的战争！光是想想，就能让我激动万分。可如今，一切已成过去，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国军队再也没有与白人军队交战过。全世界人民越来越热爱和平，越来越明智，妈勒个巴子，伟大的战争年代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好在，世界上仍然有一些野蛮民族，比如祖鲁人，阿富汗人，苏丹的德尔维希人。如果幸运的话，印度可能会发生兵变，我们将有机会再度征服印度，但跟可怜的印度人打仗，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呢？跟打几只野兔子没啥区别。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丘吉尔骨子里是热爱战争的，但他喜欢“被动”，不打“无义之战”。 最好是有个“疯子”发动战争，他率领军队抵抗，这样一来，既能过足“战争瘾”，又能在道义上立住脚。 好在那个年代不缺“疯子”，狂人希特勒，用他那厚颜无耻的侵略满足了猛人丘吉尔“被动”抗争的需求。 这些堂而皇之写在《丘吉尔自传》中的内容，自然不方便在搁在电影里，因为“政治不正确”。 了解这些后，再来观赏电影，别有一番风味。当丘吉尔在下议会中，进行那“战斗到底”的演说时，唾沫四溅，全场雷动，镁光灯闪烁，但是，在他心底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那头渴望战争的巨兽终于如愿以偿地被喂饱。 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中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也会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在海洋作战，在天空作战，在陆地作战，在田野和长街作战，全方位海陆空地满足了丘吉尔的“战斗欲望”，那个在童年时，就用玩具士兵模拟战争的男人，第一次真正获得释放。

但是，这并不是说丘吉尔是希特勒那样的战争狂人，丘吉尔是理性的，对战争的热狂，对同胞的热爱，对侵略的反抗，这三者在他那里得到完美勾兑，而内心的野兽和社会的公义，在丘吉尔那里，也显得两两相宜。 丘吉尔确实具有“无耻混蛋”的可爱性格。在他的回忆录中，不只直抒胸臆地表达自己对战争的热爱，还把竞选的秘密大白于天下。 猛人丘吉尔，称得上议员班头，国会领袖，作为几朝元老，他曾说，自己参选议员的次数，多过任何当时还健在的下院议员。 关于竞选那回事儿，在丘吉尔嘴里，显得有点龌龊。先去各地方大佬那里“拜码头”，扫清候选障碍，再拜访社会名流，走访选区，研究选民癖好，起草竞选讲稿。当这一切处理妥当，就请大财团一掷千金，花钱炒作，通过报纸媒体给自己脸上贴金，与此同时，要不择手段地朝竞选对手身上泼脏水。 对于那些看似震撼人心的演讲，内幕更加无趣，丘吉尔说，无非是想几句大口号，再煽煽情，还得不时穿插几句笑话，显得自己举重若轻。每次竞选演讲，竞选小组的同仁最惨，他们要把一个老掉牙的笑话听上几十遍，每次听还得装出兴趣盎然的样子，简直虚伪透顶。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大嘴巴丘吉尔下野后，在他的自传中，彻底扯掉了“皇帝的新装”。但他关于竞选和演讲的真实看法，同样是“政治不正确”，你不会在这些主流大电影中看到。 若丘吉尔健在，看见人们在电影院，被那些演说口号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想必会暗暗莞尔，嘟囔一句：Idiot。

作者哲空空交流微信

离开历史无法理解作为政治家的丘吉尔，但“历史”并不仅仅是大敌当前的“至暗时刻”。《至暗时刻》实际上描写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战后，西方世界天翻地覆的历史进程中的一卡摄影。这让他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主旋律献礼片。

第一次世界大战堪称世界历史发展的断层线，布尔什维克革命、去殖民化，美帝国的崛起这些主导二十世纪的潮流都沿着这条断层线延伸开来。但是欧洲人自由帝国主义的世纪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危机频现。抛开最终导致大战的地缘政治因素不谈，大英帝国本身内部的发展就预示着某些未来的迹象。

经历一系列选举改革后，代表世袭贵族和土地贵族的议会上院被剥夺了为数不多的对下院的抵抗力。英国的政治中心彻底转移到以普选为基础的民众院。虽然保守党（托利党）以及贵族政治世家仍然掌控政治主导权，但是自由党、工党的崛起预示着大众政治是英国的未来。大战的残酷让英国贵族阶级最优秀的年轻人灭绝，但也只是加速而不是改变了本来的历史进程。现代大众民主意味着国家需要整合民众的力量——需要倾听他们的声音、满足他们的需要、动员并组织无数无名的男男女女。

电影中提到丘吉尔曾经反出保守党，加入自由党，而他的自由党时期（1904-1924）恰好就是该党最后的辉煌时刻。带领英国走向大战胜利的劳合-乔治首相是自由党末代政治巨头，在他任内英国掀起了一波社会福利立法的高潮。丘吉尔在内政上和自由党一脉相承。1908年他推行了英国最早的最低工资标准，1924他主张开征高额继承税，这些政策都和十九世纪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精神不同。所以在影片一开始，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才揶揄丘吉尔是工党（取代自由党成为保守党的对手）唯一能接受的大联合政府首相人选。

影片最后丘吉尔坐地铁接触“人民”，然后在下议院慷慨激昂，打败议和派阴谋的剧情设置被不少人说成庸俗和俗套。但放在历史背景来看，这其实恰好表现了两次大战之间时代精神的变迁。从纳粹德国到民主的美国，收音机和传媒机器的发展使得领导人可以绕过政治建制派直接对“民众”施加影响、从“人民之声”中汲取力量。希特勒的人民收音机和罗斯福的炉边谈话，都是在大众政治的时代，利用最新政治手段拓宽政治可能性的边界——这和川普绕过建制派直接在推特上对“人民”发帖没什么本质区别。丘吉尔在保守党建制派中碰壁，转而寻求“人民”的支持，好事者自然可以简单指责为“民粹主义”，但这种肤浅的看法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历史地形变动，以及丘吉尔这样的伟大人物对政治脉搏的把握。虽然他接受的是维多利亚的教育，有着典型的维多利亚式贵族的履历，但他其实是埋葬维多利亚时代的合唱团中的一份子。丘吉尔仍然有着旧时代的品质，但却必须适应新时代的逻辑带领国家前进。他在“小事”（虽然加里波利绝不是什么寻常小事）上不断失败，但是在大事上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敏感和意志力。

由于希特勒作为大反派沦为背景板，戏剧冲突就只好围绕丘吉尔+英国人民vs张伯伦+哈利法克斯。为突出丘吉尔的抵抗意志和特殊品质，影片不得不过度丑化张伯伦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他和哈利法克斯历数丘吉尔“罪状”时提到的挪威远征，就是张伯伦战时内阁为了对抗纳粹入侵挪威而派遣盟军的战役。和丘吉尔比起来，张伯伦其实更坚守欧洲和英国传统的政治规范和思维模式。根据A.J.P.泰勒富有争议的说法，慕尼黑协定放在19世纪的政治话语里其实稀松平常。哪次外交成果不是强权之间的私相授受？哪些谈判不是闭门的讨价还价？哪些和平靠的不是政治精英们 精明的算计、理性的自利、谨慎的克制？但是大战已经彻底埋葬了旧世纪的外交准则，民族自决和公开外交让“替别国做决定”不再能摆得上台面。最重要的是，希特勒不是十九世纪的政治家。驱动他的不是理性的国家利益和政治算计，而是不计代价的狂热和仇恨。张伯伦本希望在德奥合并与吞并苏德台之后希特勒可以绅士地见好就收，但希特勒却得寸进尺进攻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被骗的张伯伦倍感愤怒，宣布英法会武装保卫波兰，并开始英国的战争准备。在低地国家沦陷，哈利法克斯主张和谈的关键时刻，张伯伦实际上站在坚决抵抗的一边，帮助丘吉尔稳住了战线。电影里的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讲求“逻辑”和“理智”，却没有意识到这套推理所依托的整个结构已经不复存在。张伯伦的世界是君子协定和势力均衡的世界，而丘吉尔却理解他看不到的新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寇松、俾斯麦这样的绅士的家园；而是意识形态家、理想主义者的乐土。你要么成为民主斗士，要么沦为希特勒之流疯子的牺牲品。

丘吉尔不止看穿了希特勒，他也看穿了斯大林，看穿了罗斯福，看穿了新世界的游戏规则。所以他能放下自己对布尔什维克的彻骨仇恨，在二战期间和斯大林通力合作，他也能放下大英帝国的体面，把统治世界的钥匙交给新大陆的守望者。正如他在演讲中提到的

我们将战斗到底……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也会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任何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都应该首先，即使不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应该是一位杰出的语言使用者，更别提曾于195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Winston Churchill，他或许是西方近代百年政治历史中最懂得运用语言的政治家。

而1953年，早已距离敦克尔刻撤退的关键时刻过去了有13年之久，在这对于丘吉尔的晚年来说极其漫长的13年、而对于英国战后历史来说又如同沧海一粟的13年，正是丘吉尔离开英国政坛，回到离群索居的自己的13年。丘吉尔的晚年，深陷抑郁症的困扰之中。英语里有一句谚语‘Churchill’s blackdog’指得正是让许多杰出的天才挥之不去的精神病痛，而即使失眠、吸烟、酗酒以及暴躁都是丘吉尔常年的旧友，他依然活到九十岁高龄，目睹了冷战世界的形成，目睹了英国把世界霸主的地位拱手让人。他应该嘴里一直骂骂咧咧，脑中闪过千言万语对付美国人、俄国人，仇视着上下议院里的庸才们浪费时间。他晚年的铁血演讲更为直接，或许是因为他早就已经知道自己无力回天，即使被当成战争贩子也无所谓了，所以只好用利刃般的言辞引起哪怕微波的涟漪。

但是，这部电影并不是关于这位政治家苦闷的晚年，而是他人生最辉煌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丘吉尔熟悉人物传记、深谙英文历史，如果让他自己来撰写自己的一生，或许开篇就是这部电影中的时刻，因为这是他毕生政治事业的巅峰，虽然是英国乃至欧洲的至暗时刻，但却是他人生的闪光时刻。

除了故事里的英国人民、议会成员，丘吉尔如此强硬的战时政策最重要的就是得到了国王的支持。虽然历史中，他们彼此都给对方带来了巨大的不愉快，但是最可贵的是他们从未被如电影中的哈利法所说的和平的“鸡汤”所误导。目睹了他的哥哥在战时放弃了自己的国家，乔治六世是明白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以去加拿大的，虽然有些口吃，但他是非常勇敢的君主。法国人曾戏言说投降是为了保护巴黎的古建筑和卢浮宫的艺术品，这才是二战最大的一句鸡汤，来自据说最擅长革自己的命的国度。

1953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

丘吉尔深知，投降是保不住‘Piccadily’的，只有守住到最后一条街巷的抵抗，所谓‘论持久战’哈哈哈哈，天下伟大的政治家不一定都是这么盘算的，但却都是这样呼唤的，毕竟，英国国王还没有蠢到那大英博物馆当挡箭牌。历史上，乔治因为二战每周和丘吉尔的午餐也受到了巨大的精神疾病的困扰，战争结束后不久1952年去世，也就是丘吉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一年。如果他尚在的话，想到曾经丘吉尔用语言给他带来的种种压力，不知道他该是喜还是悲。

和平年代的名鸡汤就叫‘做最好的自己’，茶道花道文艺美好，其实不过每日三分钟自拍全部搞定，但是到了战争年代，全都毫无意义。理智的反面并非不理智，而是放任。在完美与缺憾中选择，看似毋庸置疑，实在困难重重，因为其实根本没有完美这一选项，从来都只是在不同的缺憾中选择解决的方法，目标才是首要，以及是否敢于承担利能否最终大于弊的责任，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什么最好的自己，只有至暗时刻仍然坚持下去的决心而已。至暗时刻，才能看得清仍然敢于发亮的星。好剧本、好演员、好历史、好人物、好故事。

一 我抽烟，我酗酒，我暴脾气，但我是个好首相。这是电影《至暗时刻》为我们塑造的丘吉尔形象。说来有意思，如果把《至暗时刻》和前些日子上映的《敦刻尔克》还有几年前的那部《国王的演讲》一并看了，我们会对二战初期的英国历史有一个很立体的认识。用《史记》的体例，这里有一部本纪，一部列传，还有一个事件表，然后我们刚好读到了它们交叉的部分。 对于拍摄过《赎罪》《安娜卡列尼娜》《傲慢与偏见》的导演乔·赖特来说，历史剧正是他的拿手好戏，影片不敢说是杰作，但绝对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场面、台词、人物，无不精致典雅，透着浓浓的英伦风情。最好的场面来自英国下院开会，一个远景拍过去，工党和保守党剑拔弩张，气氛如同在莎剧舞台上那般夸张热烈。最好的台词来自于丘吉尔给海军将领的那个电话，半夜被叫醒的海军将领谎称自己没有睡觉，在看《圣经》，丘吉尔笑道：是“出埃及记”那段吗？《旧约》里的出埃及记，描述的是先知摩西用神力分开红海，帮助犹太人逃离埃及的故事。而当时的英军，正被困在了敦刻尔克，也渴望着有神迹出现。内敛的英式幽默，让人回味无穷。 最好的人物当然是丘吉尔，荣誉属于伟大的加里·奥德曼。在过往的作品中，他所塑造的每个人物身上都有自己强烈的个人风格。但这一次，加里·奥德曼这个演员消失了，留给观众的，只有温斯顿·丘吉尔。如果丹尼尔·戴·刘易斯、梅丽尔·斯特里普、科林·费斯能够获得奥斯卡，那么加里·奥德曼没有任何理由得不到这个奖项。把奖颁给加里·奥德曼，这是奥斯卡的荣幸。 二 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部影片无法称其为杰作，因为它只是循规蹈矩地塑造了众所周知的丘吉尔。顶多，我们看到了他生活中可爱的一面。所以丘吉尔的形象主要还是靠奥德曼的表演来支撑，而作为一个人物本身却是单薄的。尽管在影片里，丘吉尔也有过挣扎，而且在影片的结尾，丘吉尔说：不懂改变主意的人什么都改变不了，但其实冲突并非来自内心，而是来自外部。他的内心世界始终是自洽的，他的信念从未动摇过。 简而言之，影片试图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丘吉尔，但调子始终还是主旋律的。而影片中最重要的冲突，其实被避而不谈了。那就是面对这么一个兵临城下的至暗时刻，选择和平妥协还是力战而亡，其实是极为困难的。影片简单地站在了历史胜利者的一边，而选择了绥靖政策的外交部长哈利法克斯则被描绘成了一个阴险的反派。说实话，影片中哈利法克斯的形象，跟石黑一雄笔下的达林顿勋爵一比，就高下立判了。同样是绥靖政策的鼓吹者和历史的弃儿，石黑一雄给予了达林顿勋爵极大的同情，去深入理解这类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影片并未纠缠这些，所有的笔墨都用来描绘丘吉尔的伟大了。这也许正是优秀作品和杰作的分别吧。 影片其实提供了一个冲突点，就是丘吉尔命令位于加莱的4000英军拖住德军，为大部队撤离争取时间，这些人像谷子地一样被抛弃了。是否可以为了更大的目标，牺牲少数人的生命。我想这才是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之间的本质区别，也让他们分道扬镳。其实他们都是在试图回答老祖宗莎士比亚提出的那个问题：生存还是毁灭。 关于这个问题，编导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地铁上和伦敦市民交流的时候，丘吉尔引用了古罗马英雄贺雷修斯的言论：（大意）对于世上的万物生灵死亡迟早会降临，要为守护先祖的遗骨与信仰的神殿，去直面强敌并力战而亡。这就是英国版的轻于鸿毛和重于泰山。这答案当然无比正确，但也草率地剥夺了失败者的声音。丘吉尔声称他赢得了民意的支持，嗯，一节车厢的民意。但毫无疑问，整个国家都被他激昂的演讲和神圣的爱国热情捆在了战车上。当然，最终的胜利成就了丘吉尔的丰功伟业，但如果失败了呢？难道真的像丘吉尔所言，不惜亡国灭种？ 记得在二战的最后阶段，面对美国人的攻势，日本也喊出过“一亿总玉碎”的豪言壮语，打算和美国人同归于尽。然后，两颗原子弹熄灭了日本人的狂热。在原子弹面前，牺牲变得毫无意义。那么退一步讲，如果没有原子弹，而是双方以命换命，这样的死法就有意义吗？当然，日本的抵抗和英国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侵略者他们咎由自取。而且再说下去，诸位会诸位我对绥靖政策、投降主义充满同情。 我自然不会持这样的看法，在离开历史现场多年以后，我们可以更心平气和地看待历史，去理解剧中人的选择和动机。这里面当然不乏自私和怯懦的人和事，但还有些选择，我们也该看到那些走向妥协退让道路的人们，是不是也有着他们所珍视的价值。 三 不久前看了一部韩国古装电影《南汉山城》，同样试图回答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所不同的是，编导并没有预设立场，而是给影片中的正反双方辩手以同样的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 这同样是一部根据真实历史所改编的电影，讲述的是1636年“丙子之役”时朝鲜国王及众臣被清军围困在南汉山城47天的故事。这段朝鲜历史其实和中国历史有很大关联，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元，为了给未来入主中原奠定基础，皇太极首先需要搞定自己的“后院”，也就是明朝的藩属国朝鲜，所谓”丙子之役“正是清朝入侵朝鲜的战争。而8年以后的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而亡，随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一年之间，北京城两次易主。 可以想象双方的力量对比，基本上就是鸡蛋碰石头。自然而然的，朝中大臣分成了两派，主战派和主和派。影片描述了主和派代表崔鸣吉与主战派代表金尚宪的路线冲突。最后，朝鲜君臣开城投降。 影片把浓墨重彩着落在李秉宪扮演的崔鸣吉和金允石扮演的金尚宪身上，并且不带有主观的褒贬，让观众能够更加客观地思考双方的立场和选择，而在我看来，一部优秀的作品，会引发思考而不是提供答案。影评人杨时旸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偷生算不算苟且，赴死是不是忠烈？三叩九拜卸掉自己的尊严，换取一城百姓的生，这算是伟大还是耻辱？‘我们不知道国家社稷，只知道春天播种，秋天收获’，这是百姓的价值观和真实的日子。两个大臣，一个说着实用的方法论，一个说着悲壮的价值观，该如何评价他们？ 影片的结尾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开城投降之后，崔鸣吉去找金尚宪，劝说他和平已经来临，何不出山继续为朝廷效命。金尚宪拒绝了，他说任何人都可以投降，但他这个主战派不行。如果连他也做了墙头草，那么这个民族最后的尊严都失去了。最后，金尚宪上吊自缢。 这部影片改编自作家金薰同名历史小说，小说原著在韩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发行量超过100万册。据说这本书也受到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推崇，金大中曾在与金薰的会面中给予主和派代表崔鸣吉极高的肯定评价。电影中塑造的崔鸣吉形象，并非贪生怕死之徒，甚至有几次他差点成为振奋军心的祭品。但他始终坚持和谈的主张，在他看来，百姓的生命高于社稷的兴亡。我们该如何评价这样的人呢？爱国者还是卖国贼？ 四 《南汉山城》中还有一个问题耐人寻味，就是真正决定开城投降的是崔鸣吉吗？崔鸣吉只有建议权，真正的决定权在朝鲜国王手里。其实是国王不想死，这才选择了崔鸣吉的主张。然而我们看到，在历史的书写中，国王是隐身的，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所有的焦点都在崔鸣吉身上。换句话说，国王决定开城投降，但这口锅要让崔鸣吉来背。这是传统文化里的君辱臣死观念 。君主怎么能投降呢？就连北宋徽钦二帝被俘虏到北方都要粉饰成“北狩”，意思是皇上到北边打猎去了。 说到这儿无法不想到一个人，今后我们还能理直气壮地鄙视秦桧吗？他在岳王庙前一跪千年，当真是忍辱负重。离我们更近的，是李鸿章。那么多不平等条约是李鸿章决定签署的吗？他只不过是谈判者和签字人。1901年，是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78岁高龄的他还要和庆王奕劻一起出席《辛丑条约》的签字仪式。按理说这字应该由中方最高代表奕劻来签。但李鸿章取而代之：“天下最难写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你以后的路还长，这卖国条约，还是让老臣来签吧。”李鸿章的传记作者梁启超评价说：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当然也有做出不同选择的帝王。比如那位自缢于煤山（今景山）的崇祯皇帝。无论活着的时候如何刚愎自用，崇祯终究用一死全了自己的名节，也成全了坊间流传的对于明朝皇帝的评价：“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当然，崇祯所面临的困境是朝鲜国王不能比的，对朝鲜来说，投降只是换了一个宗主国，而对于崇祯来说，投降则意味着亡国。 在二战欧洲战场上，同样也有这样鲜明的对比。在电影《至暗时刻》里，丘吉尔对外院议员发出疑问：你们愿意让纳粹的旗帜飘扬在白金汉宫，飘扬在温莎堡，飘扬在议会大厦吗？同样，英国那位口吃国王乔治六世也拒绝流亡，支持丘吉尔抗战到底。当然，作为一个并无实权的国家象征，乔治六世并没有决定权，但乔治六世的表态，让丘吉尔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这是超越政治的力量。 而同样面对德国入侵，丹麦政府和国王则号召人民对侵略军“放弃任何抵抗”。德军占领丹麦仅亡2人，伤10人。丹麦的想法我想和当年朝鲜国王差不多，一来实力对比过于悬殊，结局早已注定；二来，丹麦和苏联、波兰这些国家毕竟不同，纳粹和丹麦没有什么种族矛盾。就像清朝面对朝鲜，你投降了就行。 所以面对强敌，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一个国家的选择呢？我发现答案好像挺让人悲哀，危急关头何去何从其实充满了偶然性，往往取决于当时的主政者是谁。碰到像丘吉尔这样的强硬派，自然就选择了抗战到底，而如果遇到像朝鲜国王那样的软弱者，则只好开城投降。而大多数人，则身不由己，只有被裹挟其中的命运。 五 人类走到今天，其实已经有足够的平常心去回望历史，那些曾经不敢碰触的伤口，不愿面对的选择，都需要我们重新去面对和反思。而文艺作品，正承担了这样的功能。所以像《南汉山城》或是《窃听风暴》这样的电影，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反思，而《至暗时刻》，尽管制作精良、演绎精湛，但其实避重就轻，老调重弹。 而反思的好处，则是让我们有机会纠正自己曾经偏狭的观念，同样也对正确的观念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理解。比如像李鸿章这个人，面对当时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究竟该承担多少责任，卖国贼这顶帽子戴在他的头上是否合适？我想这是需要我们纠正的地方。同样，对于像汪精卫、贝当、哈利法克斯这些人，无论他们有怎样的理由或苦衷，他们的选择仍然是不可接受和不被原谅的。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而为何而生为何而亡，这同样是个问题。汪精卫和贝当们，他们以为自己赐予了民众和平，给了他们活命的机会，然而他们意识不到，这选择剥夺了民众做人的尊严和反抗的意志。他们恐怕也难以理解不是每个生命个体都把活着放在第一位，还有人选择尊严，拒绝苟活。 前些日子，媒体人罗振宇在他的节目中也谈到了法国元帅贝当和汪精卫，面对这些人物，罗振宇认为不该存有什么争议，他评价说：“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行为解释得合情合理。以人的智力，再不堪的行为，想找到一番光明正大的辩护词还不容易？但是，如果他们也是合理的，也是可以被原谅的，那我们整个民族怎么面对那些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烈士？如果汉奸不被惩办，下一次国难当头的时候，谁还会挺身而出？” 其实罗振宇多虑了，所谓英雄，并不会因为你辜负了他们就会选择放弃。危难的时候，总会有人选择挺身而出，毁家纾难。而反过来，无论历史如何评价，也总有人选择妥协退让，叛国投敌，这是人性的一体两面。不需要选择的，只有那些制造这种困境的侵略者。关于选择的问题，作家邹思聪说：“我们要清楚一点，人组成的国度，很少是正确与错误的选项，大凡都是在诸多错误选项中选择一个，并且为此承担后果，以及承担后果的后果。这种在‘一堆错误答案中选一个错误答案’的选择，我称之为‘悲剧性的道德选择’。而注定了，这个世界上，只有好人才会去做那些‘悲剧性的道德选择’，因为恶人不需要道德，也从来不想选择。”

果断打出满分！真是一次历史文化、视听艺术的享受。结合以前上映过的《敦刻尔克》、《国王的演讲》，你会对二战的同一历史时刻有不同角度的丰富了解和精神感动。导演只有38岁，却连续拍出了《傲慢与偏见》05年、《赎罪》07年、《安娜卡列妮娜》12年等历史题材名片，不仅是他个人才华出众，更是他所处环境对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和艺术创作规律的尊重及稳定所致；片面、多变、狭隘、虚无的历史、艺术观掌控下，是出不了这样有价值的艺术作品的。